文艺批评 | 王贺：暂时的摆渡者——1940年代后期西北的“通俗小说热” | 自由微信

文艺批评 | 王贺：暂时的摆渡者——1940年代后期西北的“通俗小说热”

王贺文艺批评 202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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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1940年代后期，当作为一种运动、思潮的“新文学”在西北地区走向终结，相反地出现了另一种“通俗小说热”。这表现在，与抗战时期及战前相比，其时的报章杂志上，涌现出大量的连载通俗小说，不惟占有数量方面的优势，类型和题材也相当丰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吸引更多读者阅读，这些通俗小说除了采用当时普遍流行的题材之外，还试图融汇本土背景、素材，这一在地化、本土化的自觉追求，也伴随着大众传媒的变革、读者的阅读行为，饶富意味。概而言之，西北的通俗小说，虽然不免遭受来自新文学、左翼文学立场的批判，但却以此特殊机缘，暂时地获得了真正独立、自主发展的机会，并“在诸如‘地方的、族群的、地理的、历史的’种种具体性中获得真切的合法性”，成为真正有效的“地方性知识”。

本文原刊于《当代文坛》2018年第6期，初稿发表于“图像、叙事、传播、翻译：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感谢作者王贺老师授权发表！

王贺

暂时的摆渡者

1940年代后期西北的“通俗小说热”

一、引论

一般似皆认为延安解放区文学亦即西北现代文学，其实不然。陕、甘、宁、青、新诸地情形极为复杂，“其主要特征是文化经济不甚发达、族群多样化（长期居于斯者除汉族外，尚有回、藏、蒙古、维吾尔、哈萨克等人口数量相对较少的族群）与多种政治体制并存（国民政府所维持的政体、延安及其邻近地方的中共政体、军阀专制政体与小范围的少数族群自治状态）。”[2]相应地，其文学、文化的面貌也非常多元、复杂。为此，笔者曾提出，有必要对包括延安文学、西北“国统区”文学在内的西北现代文学史予以整体研究，特别是与延安文学研究的较为发达相比，学界应尤其重视对西北“国统区”文学、少数族群文学的讨论。在这样的思考之下，笔者近些年对西北地区的现代文学史做了一些专题研究，发现通俗文学在其中担当了一个有趣的“摆渡者”的角色。

在西北，“通俗小说热”出现在1940年代后期。本文研究这一现象，所讨论的问题包括这一热潮的表现、原因、影响及其文学史意涵，特别是试图揭示这一现象所发展出的多个层次（创作热、阅读热、批评热）和造成这一现象的多重因素（作者、媒体、读者），以及若干重要的以在地化、本土化作为创作旨趣的通俗小说作品之价值，不惟在一定程度上逾越了既有的通俗小说成规，其所展示的由在地者建构的多元的地方叙事，还直接挑战、颠覆了固有的宏大的民族国家文学（史）、思想的话语霸权及建构的所谓的“普遍性”知识，从而在西北地方社会内部发现了其文学真正的活力和魅力，并且肯认这一活力、魅力无需凭借任何外部力量，而恰恰源于当地读者、民众的关注、支持抑或批评。

将此一现象摆放于当时、当地的文学场域与历史语境当中，我们可以发现，1940年代后期西北诸地的通俗小说，犹如一个暂时的摆渡者，在新文学与古典文学的中间、缓冲地带，在作家与读者之间，在西北与西北之外，在社会与国家之间，运送着自己想要运送的想象力和洞察力，气喘吁吁着，但也获得了真正独立、自主发展的机会，而这一点，在抗战之前及战中，都是无法想象的。更不用说，在这一“通俗小说热”过程中，相继涌现出了一批相当优秀的作家及作品，值得再行评论、研究；若干此前早已取得普遍声望的、成熟的通俗小说家的作品，因登载于西北报章而少为人知，即便是专业的近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者，似亦闻所未闻，故而亟待整理出版并予析论。然而，时至今日，对西北的近现代通俗小说史之研究几乎并未展开（本文也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尤为令人惋惜。

通俗文学（史）的研究“非得从搜集原始资料等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从代表作品的确定与分类，到作家的筛选，作家生平的探究，历史线索的梳理，无不要进行细致乃至繁琐的工作，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可观的。”[3]仅就本文而言，涉及到的文学史实（如作家笔名、发表时间等等）的钩沉、考证已非常之多，尽管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笔者都一一作了查考和辨析，但遗憾的是，有些仍付之阙如，只能待之于异日，好在这些少许的、未能解决的疑难基本无碍于本文的论述主轴，即对战后西北“通俗文学热”这一重要、典型文学现象的探析，因此虽然不免感到抱歉，但一时也无可如何，这是首先要向读者说明的。

张永禄:《类型学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

二、“通俗小说热”的肇端？

1947年5月24日《甘肃民国日报·百叶窗》刊出《老太婆之名作〈梁红玉〉廿六日起在本刊连载》的消息。其内文云：

名作家老太婆作品，脍炙人口，风行一时。年来旅居西安，写作颇丰，近撰就长篇历史小说《梁红玉》，交由本刊发表，全文约十万言。描绘一代佳人梁红玉与宋代名将韩世忠的恋爱故事。缠绵动人，有声有色。本窗决自本月二十六日（下星期一）起，开始连载，敬请读者诸君注意。

这则消息中所说的“名作家老太婆”，原名许兴凯（1900-1952），北京人，蒙古族，曾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任燕京大学教授，工余创作散文随笔小说，笔名“老太婆”。著有《太太的困难》、《摩登过节》、《明清演义》等，[4]据云“其长篇小说《县太爷》曾在《大公报》连载，轰动一时，其声名之高，犹在《三毛流浪记》之上。”[5]其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先后就任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等校教席，[6]抗战胜利后，发表长篇通俗小说十余部，并出版有《李师师外传》等作品，深受当地民众欢迎，[7]外界亦少知闻。

老太婆像（来源：《名士遗风》）

许兴凯的长篇历史小说《梁红玉》，乃取材于一代名将、宋朝抗金女英雄梁红玉故事，并辅以各类野史、话本、传奇等古典小说中的相关记载而成。全书共二十三回，十余万字，自1947年5月26日起，在《甘肃民国日报·百叶窗》副刊先后连载数百次。正如前引广告所言，小说虽然也状写抗金战事，但重心落在“描绘一代佳人梁红玉与宋代名将韩世忠的恋爱故事”之上，其情节“缠绵动人，有声有色。”作为“历史演义”，也延续了其此前此后所著《明清演义》、《抗战演义》等作品大胆改写历史、观照当代社会的风格。

《梁红玉》将刊预告（来源：甘肃省图书馆）

事实上，早在《梁红玉》连载之前的1945年12月，即有另一著名通俗小说家范烟桥的《石破天惊》在《西北日报》定期连载。《石破天惊》记叙上海沦陷前后苏州城中居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犹为浓墨重彩于知识分子（如进步作家、中学教员、大学教授）或困顿或进取或枕戈待旦的各种精神状态，书写了抗战时期一种独特的、只属于上海与苏州的“双城记”。此前包天笑的《甲子絮谭》是以1924年江浙军阀混战时苏州附近居民逃亡上海为素材，范烟桥《石破天惊》虽或无意于接续此题，然而它的问世却隐隐约约构成了包氏之书的“下文”。全书分八章，第一章为“吴宫花草冷苏州”，二为“弦歌不辍”，三是“溪上”，四“还老家去”，五“劫后天堂”，六“孤岛生活”，七“最后一课”，第八章“湖海英雄”以太湖上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暗示抗日之胜利，从小说叙事技巧上看，这要比那些直接叙述胜利之后的欢乐场景而不知在何处结穴、收煞的作品高明许多。

当然，可能对于许多读者来说，还有兴趣了解的是：为何此时远在上海的范烟桥，会将长篇小说交由西北报章连载？《石破天惊》的确也是范氏此生在西北文坛发表的唯一一部小说，但其实，在这部小说未能载完之前，同一报纸还连载了他的随笔集《茶烟歇》，随谈方物、轶事，饶富意趣。《茶烟歇·弁言》称：

余年四十，集所涂抹，刊为《茶烟歇》，忽忽天周地支，[8]闻见浏览，所得复多。顾前此八载，含垢忍厚，韬光敛影，以求苟全。将欲焚砚斫笔，绝缘文字。幸睹天日重光，河山还我，则又思重理旧业，以抒所积。老友竹书，主《西北日报》，万里投简，索余文字，勿念及覆甌之书。嗜痂有人，云何弗喜，乃摭拾琐碎寄之，仍以茶烟歇□[9]之。

此处范烟桥所谓的“竹书”即郭竹书，时任《西北日报》发行人，与范氏为旧交，因此修书索稿，始得《石破天惊》、《茶烟歇》二种之连载。不过，《石破天惊》只是拉开了西北诸地报章杂志连载通俗小说的序幕，之后所涌现的更多作品，则不仅填补了此时作为一种运动、思潮的“新文学”在西北地区落幕之后所造成的书籍市场、出版工业的严重空白，也在创作、生产的层面上将通俗文学推到一个在抗战中、战前无法拥有的高位，这也就是1940年代后期西北“通俗文学热”的一个最重要的层次：创作热。

三、《石破天惊》之后的创作热

紧接着范烟桥的《石破天惊》，至1949年秋，连载于兰州的报纸副刊的通俗小说尚有濠上人之《青年节》、张恨水之《雾中花》（北平、兰州两地文学副刊同时连载）、陈廷瓒之《女间谍之忏悔》、木石斋主之《宝黛游陇记》、丽莎之《无限伤心安宁堡》、徐訏之《旧神》与《幻觉》（兰、渝两地《和平日报》同时连载）、粲花之《秃奶的悲哀》、慎言之《黄衣女》、野史之《十大帮凶列传》及《魔国春秋》、刘云若之《难侣情鸳》、龙之芥之《魔术》、苍舟之《后庭花》、万年青之《黑衣人》、老太婆之《艳情皇帝》、《梁红玉》、《抗战佳人》、《双艳记》、《美人迷恋》、《县太爷》等二十余种，[10]其中一半以上皆为长篇小说（此皆笔者初步统计）。而在西安的报纸副刊，也有不少中长篇通俗小说在固定连载。在这些连载于西北报章的通俗小说中，只有极少一部分不是独家连载，其余大多都是“禁止转载”之专稿，极大地促进了当地通俗文学的发展。另外，由于种种原因，诸如刘云若《兰影萍踪》、郑证因《巴山剑客》等通俗文学作品未能在此地连载完毕，但也同样参与、见证了西北诸地报章杂志上的“通俗小说热”潮的发生、发展。

《雾中花》

作　者：张恨水著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从社会言情到侦探小说，从历史演义到“技击说部”，统观这些连载小说，各种次文类皆有创作且数量繁多，甚且与京津沪诸地的通俗文学创作亦多所互动，凡此种种，都足以使人见出战后西北诸地的“通俗小说热”。当然，这也并非西北一隅的特殊现象，战后的上海、重庆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非常畅销的通俗文学作品，“间谍文学”、“色情文学”等现象的流行更是备受左翼批评家诟病，但在西北地区，这一现象恐怕要稍显突出一些。如所周知，西北的新文化、新文学势力并不发达，抗战时期始有大刺激而得以振奋人心，然后战后随着许多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离开，加之新的政治军事斗争形格势禁，遂使旧剧演出火爆，旧诗的创作甚至拥有专门的副刊，而通俗文学作品也一跃成为西北地区现代文坛的重点。与繁荣的通俗文学创作、出版、翻译相比，此时出自西北作家的新文学长篇小说似只有海风的《夜行人》、朱古力的《行云流水》、阎栋材的《幽怨》等寥寥数部，而且新文学读者也还在培养与扩大之中，远远不能和京沪及口岸城市相提并论。[11]的确，对于大众传媒的主要读者——市民阶层——而言，通俗文学作品毕竟要更为容易接受一些，其所拥有的极强的故事性、令读者熟悉的写作成规、文言和浅白夹杂的语言风格等等，很受市民读者欢迎，而其生产形式——发表时每期连载一豆腐块，又足以吊起读者胃口，使之保持密切的关注与旺盛的好奇心。

在这些广为西北民众欢迎的连载通俗小说之中，“老太婆”许兴凯的作品尤为引人注意。抗战中，尤其战后，许氏创作、发表了十余种通俗小说。其作多为章回体通俗小说，除《艳情皇帝》《梁红玉》《美人迷恋》三种系“历史演义”外，余多以抗战时代为背景，十足摹拟“说书人”口吻，开篇引述三两段曲调歌谣，然后“啪！一声醒木”，转为本篇解题。文字诙谐生动，故事引人入胜，虽虚构成分居多，但因其叙事过程中能时常融入自家经历（如从北平逃难至西北、又做大学教授），使人读来又有几份真实性，真实与虚构的边界似已被消弭。与此同时，许氏对通俗文学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的理解也比较自觉。且看《抗战佳人》第一回“陕南流落，太婆卖红薯；生活重压，教授埋日子”之开头部分：

……在这中间，还有许许多多难寻难遇奇奇怪怪的事情，有万里追夫，有单身寻父，有抗战鸳鸯，有游击女郎，有后方家庭伪组织，黑黑白白，红红绿绿，可泣可歌，可悲可叹，一切种种，老太婆加点儿油醋，编成演义，与诸位茶前饭后，消闲解闷。……

本书以一个女人作中心，这女人曾作国难商人太太，曾作抗战大学校花，最末后变成吉普女郎，她有许多风流艳史，待老太婆一一讲来。

闲话少数，言归正传。

这是抗战六年春天的事情。

那时候，老太婆逃难在陕西城固，除去“穷”一个字儿以外，什么也没有了。

想起当年在北平，终朝每日，吃喝玩乐笑，好不快乐人也。

再如《双艳记》“叙述一对豆蔻女性，献身战争之经历，其间有缠绵爱情之穿插，与酷烈战争之描绘，情节曲折，故事感人，”[12]《县太爷》刻画半新半旧之国民政府基层官僚政权之贪腐渎职景象，不仅惟妙惟肖，而且暗寓无尽的讥讽之意。作为大学教授、通俗小说家的许兴凯，以其独具风格的作品引起当地大众传媒、普通读者关注，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13]但话说回来，许氏这些将小说创作与社会关怀、政治关怀连接的追求，与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恨水等人的创作旨趣并无二致，也与晚清以降的新文学发展的一个内在动力——文学的社会化——若合符节，正映现出新文学、通俗文学在作家的创作活动及文本层面所施加的显著影响。这当然也再一次地表明现代中国早期的文学场中，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动共生，乃是较客观之一史实，并非理论建构，不过，两者之间的紧张、竞争关系仍然存在。因为恰如本节起首所述，此时西北的“通俗文学热”，恰是在新文学落潮后才有机会、条件发生的，这是一种我们难以否认的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其生产逻辑的改变、主体的置换、表征的差异等等，都是排他性的，是以对方、对手的缺席（尽管只是表面的缺席）为前提的。

“老太婆”许兴凯之外，如木石斋主《宝黛游陇记》、丽莎《无限伤心安宁堡》、粲花《秃奶的悲哀》与刘云若《兰影萍踪》等作，也极具特色。《宝黛游陇记》采文言章回体，虚拟红楼梦中青年男女一干人等来陇上游山玩水，看到眼前这座西北城市的名胜古迹、自然风光而深感赏心悦目，于是吟诗弄文，使他们更为兴奋的是此地新兴的都市物质文化景观，小说第一回写他们去中山林竞相滑冰，第二回写午夜观“燦电裳”之景相，真是好不热闹。《无限伤心安宁堡》则用纯白话，也无章节，以青年女子“茜”的情感回忆为线索，第一人称讲述“我”与一牧民恋爱，因牧民出走东北而终日向壁垂泪，后迫于父命与他人结缡，忽一日牧民归来求见，二人旅馆共眠一夜，牧民旋走。如今与“莹儿”赏花于满目桃林盛开之兰州安宁堡，丈夫“建”还不知“莹儿”却是自己与牧民结合所生，忆及“前朝旧事”，不由黯然伤神，只能于悲哀中携子离开。《秃奶的悲哀》以抗战时期兰州城里秃爷秃奶一家的遭际为中心，展现生活于西北城市的新老市民阶层的喜乐凡俗，以及于难捱的现实处境之中艰难度日的悲哀之感，故事情节通俗易懂，语言修辞亦是十分传神，虽无宏大叙事与革命精神，但事关国族想象与悲情记忆，这与老舍不久之前付梓的《四世同堂·偷生》颇有契合之处。其他如濠上人《青年节》、陈廷瓒《女间谍之忏悔》等诸多精彩的通俗文学作品，此处更是难以备述。

《宝黛游陇记》第一次连载（来源：甘肃省图书馆）

《宝黛游陇记》、《兰影萍踪》等长篇通俗小说的问世，既映现出此时西北通俗小说创作的在地化、本土化趋向（这是1940年代后期西北诸地“通俗小说热”的一个重要面向），也在更大的范围内表明了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走向深入、走向全国、取得更大成就的可能。如所周知，抗战与流亡、阴谋与爱情、美女与间谍等等主题、题材，乃是战后通俗文学极为流行、常见的，然而西北现代通俗作家尚不满足于此类主题、题材，而是广泛地汲取了古典文学和“新文学”的力量，企图在创作中融入本土的历史文化、风物、地景与街景，深入开掘当代社会、特别是西北地方社会生活的文学表征，试图从在地、本土的立场来理解、再现当地社会的生产、消费、艺术创造及日常生活，建构了一个既不同于张恨水等知名通俗文学家，[14]也不同于曹禺、陈敬容等新文学家的西北形象，[15]令人耳目一新。

四、文学副刊的“去新文学化”

如上所述，造成1940年代后期西北的这一通俗小说创作热的原因固然复杂，但有一个与此互为因果的重要方面，即当地文学副刊的“去新文学化”，可谓相当重要。然则，何谓文学副刊的“去新文学化”？概括地说，本文以此指代西北现代文学最重要的载体——大众传媒的文学副刊（纯文艺期刊数量、种类皆较少）发表的作品，由战前、战时的新文学、严肃文学为多，逐渐转向以发表通俗小说、古典诗文、掌故轶事甚至灯谜联语等等笔墨游戏这一文学生产现象。

这一趋势首先表现为新文学副刊逐渐增加的通俗小说与古典诗文。1945年12月初，《西北日报·绿洲》开始连载范烟桥的长篇小说《石破天惊》的同时，虽然还在继续发表新诗、散文，但已发生一明显变化，即将战后开辟专门用以刊登当地士绅名流、达官显贵的古典诗词的“诗圃”栏目，及《项鸿祚小传》等古典作品悉数纳入进来。此后，“长篇连载”《石破天惊》和“诗圃”有时亦脱离《绿洲》副刊而在其他版面登载，而本属《绿洲》的固定版面则被其他的副刊、临时性的“特刊”挤压，渐成鸡肋。

范烟桥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另外的新文学副刊上。1946年12月13日起，《甘肃民国日报·生路》开始发表小说家、兰州大学教授陈廷瓒的“长篇连载”《女间谍之忏悔》，同期另有具有一定学术性质的《所多玛与蛾摩拉——阅圣经杂笔》（洪士）及短小诗文三篇：《西笑》、《善与恶》（白丁）及《路旁花草》（聂[16]流），皆平平之作。其实，同年数月之前，变化早已开始，朱古力的长篇小说《流水行云》，和杨阿大的“文坛什景”系列人物小传的连载，占去了该副刊相当版面，只有剩余的二分之一版面，则属于行将凋零的新诗及散文。翌年的1947年5月，在该报新创刊了另一副刊《文艺之页》，虽然多发表新文学作品，但创办不久，连载着的却是一个署名为“公孙剑”的“兰州传奇”系列写作，消遣、休闲趣味十足。

1946年7月，《百叶窗》副刊在《甘肃民国日报》新创，曾刊出老太婆之名作《梁红玉》。早期该刊所发表稿件之范围较广，无分新旧雅俗，然而，不到一年，久负盛名的《生路》停刊，《百叶窗》遂一跃而成为“日刊”，“间日刊”则有《文化圈》、《读者园地》，“三日刊”则有《通讯网》、《山水人物》，《文艺之页》变为“周刊”，另有双周、每月发行一次之副刊数种。[17]其中如《文化圈》、《读者园地》、《山水人物》等通俗、娱乐意味昭彰，而《百叶窗》则更是大众文化、市民文化的急先锋，先后制作“烟专号”、“茶专号”、“酒专号”、“睡的专号”、“吃的专号”等等，并报道“义大利的裸女林”、“花一般的美国女人”及“牙齿刻字”、“处女保险公司”等奇闻轶事，另有中华武术“百功诀”系列写作点缀其间，以求读者能“抒发会心的微笑也”。[18]观察《百叶窗》由雅变俗的过程，确乎可见西北新闻报刊业如何因应文坛变化、调整自身的编辑出版策略。

《百叶窗》副刊（来源：甘肃省图书馆）

其次，还表现为各大报纸陆续创办了以消遣、休闲为旨趣的通俗文学副刊。除《甘肃民国日报》的《文化圈》、《读者园地》、《山水人物》等通俗副刊，及后来彻底变为消闲性质的《百叶窗》副刊，战后，《西北日报》新辟了《陇谈》、《春华秋实》、《天下》等通俗文学副刊，《和平日报兰州版》相继创办了《万象》、《兰簃》、《娱乐》等多种副刊，《兰州日报》则有《游艺》副刊，广泛发表通俗小说、古典诗文，以竞相争取读者，而此时此地新文学之荒芜，由是见矣。

最后，也表现为掌故轶事甚至灯谜联语等等笔墨游戏，相继进入了新文学副刊和通俗文学副刊。这一点应很好理解，无须赘叙。

在这些文学副刊上，也刊出了不少短篇故事、中篇通俗小说。它们虽然并不一定篇篇皆佳，但和长篇小说一样“反映了农民、牧民、工人的苦难，市民、小公务员的辛酸，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苦闷，”“表现了生活在底层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挣扎、反抗、理想、追求，”“描绘了一幅民国末年群魔乱舞、是非颠倒、道德沦丧，饭囊衣架当官僚、乌龟王八腰万贯的历史真实画卷。”[19]

《甘肃历代文学概览》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甘肃历代文学概览》编写组编，

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

总之，1940年代后期西北诸地文学副刊的“去新文学化”趋向，既是“通俗小说热”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也在“通俗小说热”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变得更为突出，从而成就了这一热潮。但在作者、媒体之外，读者又在这一“通俗小说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也同样需要我们探究。

五、“通俗小说热”中的读者

目前虽然缺乏更多、更直接的证据足以帮助我们深入地了解当地读者如何阅读这些报章连载的通俗小说，但有资料显示，读者在这一“通俗小说热”中所扮演的角色绝非可有可无，而是显得相当积极、活跃。例如，木石斋主的《宝黛游陇记》自在《西北日报·陇谈》创刊号连载数期后，就引发了读者金刚君的批评、质疑。其《骂木石斋主（有序）》云：

索居无俚，偶阅某报副刊所载《宝黛游陇记》[20]数节，不觉哂之。爰本文章切磋之义，勉成打油诗一首，其诗曰：

写小说虽然是文人游戏，

但是也必须具有意义；

其中人物更要慎重选定，

不可胡拉八拉将西作东。

× × ×

木石斋主和我们是素昧生平——[21]

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这位仁兄；

我只觉得你硬把宝黛拉到兰州，

定会使曹雪芹气得肚子发疼！

× × ×

《红楼梦》产生是在清初，

那时还是我皇万岁道寡称孤；

所以书中元春会做了皇后，

贾赦贾政也都是顶戴袍笏。

× × ×

那时大家都没坐过飞机，

这岂不□[22]贾玉心里着急？

更有你，那一节写的刘姥姥，

使人看了简直要笑出了鼻涕。

× × ×

刘姥姥何时离开王家堡？

敢是你代她保管这将近二百年的掌故？

你这样把曹雪芹装在口袋里，

使他苦在心头没法说出。

× × ×

《红楼梦》原来是成名旧作，

你这样劳神割裂实在无聊浅薄；

不如另外去编上些人物，

到[23]比现在那一套许要强得多[24]

从以新诗作为打油诗这一文体来推测，这位读者似乎是新文学中人。他虽然不得不承认此一小说有其魅力可言，但却站在维护原著《红楼梦》及原作者曹雪芹的立场之上，不知此《宝黛游陇记》是一再创作，且是在地化、本土化的再创作，因此，对这篇妙趣横生、匠心独具的作品作出了“无聊浅薄”的评价（这让我们再一次想起新文学者对通俗小说家们的评语），并劝诫作者在小说创作中选取人物要慎重、另起炉灶，不可借用“成名旧作”中既有的形象，以免唐突原作者及原著，贻人笑柄。但作者木石斋主又会如何回应呢？

据同期所刊木石斋主《答金刚君》旧诗四首，可知金刚之打油诗刊出之前，曾由《和平日报兰州版·艺风》副刊编者[25]将其转被批评者木石斋主一阅，因之，被批评者当即作答道：

我是文坛未入流，偶然有梦到红楼，何缘又动高人听，一纸新诗出下沟。（金刚君尊寓下沟。）

人生三万六千日，开口而笑曾几何？能令满城男女喜，金刚捧腹不须呵。

珠笺传得艺风来，禹[26]拜无从谢善才，身老尘沙歌下里，阳春白雪莫相猜。（金刚君系由艺风编者转来，甚感厚意。）

生动便佳玄宰□，[27]径直作狗山谷翁，家数不堪追圣哲，我思画鬼罗两峰。

董其昌论画“生动者便佳”。又黄[28]谷题画夫[29]云“不敢画虎，忧狗之似，径直作狗，人难我易。”绘事与文学，理可相通，鄙人深味其言。[30]

这里，木石斋主首先自谦不过是一“文坛未入流”者，趣味乃是“下里”巴人，只因偶然梦及经典小说《红楼梦》，遂有踵事其华之举。与之相反，批评者金刚则是“高人”、“善才”（典出白居易《瑟琶行》：“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专业人士，审美水准是“阳春白雪”无疑。但继续品读全诗、观其要旨可见，这只是传统中国文学里一种惯用的修辞术，其对自家的选择、写作实不无信心。第二诗中的“能令满城男女喜，金刚捧腹不须呵”二句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令其倍感自信的源泉，恰恰来自无数读者在阅读这一创作之后的“开口而笑”，金刚的挖苦、讽刺与此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第三诗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信念，“身老尘沙歌下里”一句分别化用陆游《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之“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与王昌龄《塞下曲》之一“从来幽并客，皆共尘沙老”二句诗意，既以写实，又不乏象征指涉意味，暗示出其生平行事，此时虽在茫茫黄沙之中，度此余生，书写“下里巴人”，但也胸怀万里、思接千载，勿劳“阳春白雪”之辈费神思索。第四诗的正文及自注，分别运用明代画家董其昌（玄宰），宋代诗人兼书法家、美术评论家黄庭坚（山谷）及清代画家罗聘（罗两峰）的典故和艺术理念，藉以表明心迹、追求的相当自觉和创作之价值。

此一自觉追求与艺术价值，正如扬州八怪之一罗聘之画鬼。袁枚及见罗聘之“鬼趣图”，觉其艺术之高超，不由大为赞叹，并发出惺惺相惜之感：“我纂鬼怪书，号称《子不语》，见君画鬼图，方知鬼如许！知此趣者谁？其惟吾与你。”又云：“画女须画美，不美城不倾；画鬼须画丑，不丑人不惊；美丑相轮回，造化为丹青。”[31]以示推崇。尽管今人评论道，“两峰往来京扬，以画艺为资生之具，且以此得与诸名士游。其获推重之处，不仅在于善图鬼魅而已。”[32]但罗聘以“鬼趣图”闻名于世此一事实不容置疑。知乎此，知乎木石斋主能够深味“绘事与文学，理可相通”的道理，我们便可推知其言外之意乃是：在金刚所见，无异于狗尾续貂者，固然不及原著《红楼梦》及原作者曹雪芹，但既非简单续写（实为改写而成的新作），亦非不自量力（实为相当自觉的创作），自有其不可磨灭之意义、价值，一如“鬼”自罗聘而生，漫游陇上之宝黛形象，实由此作而生焉。金刚的批评当然并未影响《宝黛游陇记》的继续连载，然而，令木石斋主底气十足的“满城男女喜”的阅读效果是否属实？

《艺林一枝：古美术文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四日后，该刊发表的读者啸秋的《和木石斋主原韵并柬金刚君》二诗，即是有感于金刚之挖苦、讽刺事出多余，而为木石斋主申辩之作，从另一角度证实小说的读者（群）不仅投身于通俗小说的阅读，也及时地参与了与其他读者、作者的互动，从而将战后的西北通俗小说创作热引向另一个层次——阅读热。诗曰：[33]

其一

寥落词场一胜流，陇游残梦托红楼。

人间恨事消除尽，枫叶无须出御沟。

其二

黄河容得渭泾流，泰垤彭夭等一邱。

子长颇从蒙叟例，笑君底事划鸿沟。

（注一）庄子《齐物论》：彭祖为夭而殇子为寿，泰山为小，而邱垤为大。

（注二）本曾涤生语：“庄子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34]罗隐诗：“清论不知蒙叟达。”[35]

除了读者的公开相挺、发声，《宝黛游陇记》的连载还引发了非同一般的阅读热潮，当地的市民、中产阶级读者，阅之几乎如痴如醉。一个订阅了连载有这篇小说的报纸的租客，每天等报纸送到后，竟没有办法首先阅读，因为他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二房东闻听到送报夫的声音，便扔下手中的扫帚，将报纸先抢了过去，“顾不得院中垃圾，躺在炕上卧游去了，”但过了不久，一墙之隔的大房东又来索阅，可惜报纸只有一份，因此租客几乎开罪于大房东，“细想起来，都是《宝黛游陇记》的作祟”。[36]显然，日益在地化、本土化的通俗小说，通过地方读者的阅读行为，“在诸如‘地方的、族群的、地理的、历史的’种种具体性中获得真切的合法性”，[37]成为真正有效的“地方性知识”。

六、批判“通俗小说热”

通俗小说的创作、阅读在西北的蔚然成风，引起了新文学批评家、尤其左翼批评家的极大不满，由这些自诩为专业人士的读者所主导的批判、批评通俗小说的行为，也构成了1940年代后期西北“通俗小说热”的第三个层次——批评热。自1948年起，仅在《西北日报》的《陇谈》、《西北文灯》、《绿洲》等副刊，直接批评或暗蓄针砭的通俗小说评论就有《文艺的毒瘤》（舵者）、《“寻”与“混”》（舵者）、《一个虚荣的丑妇》（林草）、《文艺批评者的态度》（琳书）、《从“谈”说到“混”》（小卒）、《情调与夸大》（阎栋材）《“故弄玄虚”及其他》（阎栋材）、《色情的泛滥》（阎栋材）等数十篇。另一方面，通俗小说家们虽曾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提出了“混稿费并不丢人”、“鸡蛋里挑骨头”、批评者“故弄玄虚”等等论述，但既无新兴理论、学说作为支撑，也未能占据道德立场的优势，更架不住对方人多势众，从而在一开始便处于“败军之将、不敢语勇”的尴尬状况。

新文学批评家、尤其左翼批评家舵者、林草、琳书、阎栋材等人的批评话语的不绝如缕，显示出在西北的文学生产场中，新文学、严肃文学不甘心丧失其领导地位，而不断地向早先就被建构为“他者”、打入另册的通俗文学发起挑战，以再一次获得话语权、文化领导权的努力。诚如我们所知，在抗战中，新文学、严肃文学和通俗小说曾经达成过短暂的和解，但一旦共同面临的外部的敌人（这主要是指日本入侵所导致的家国危难）消失，其内部的冲突、矛盾便再一次浮出水面，然而，坦率地说，直至今天，我们也很难说清楚这两种文学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多少是人为的、策略性的（晚清以降，所谓的矛盾、冲突往往乃由新文学者率先发难），又有多少是机制性、基础性的。通俗小说在西北的遭遇，也与整个近现代中国的通俗小说发展历程极为一致：它在悄悄地收获着广大读者，成为市民、中产阶级及粗通文墨之人的文化教养，无意间或已臻妇孺皆知、脍炙人口之境地的同时，却从未真正掌握过话语权，永远处在被攻击、被批判、被质疑的位置。

检讨其何以地位如此尴尬并非本文任务，但所幸在当地当时，仍有评者不为新兴理论批评话语一叶障目，而能发表较为中正持平的看法。譬如，一嗜读新文学的批评者，便发现新文学的类型化、漫画化、脸谱化问题，并不亚于它们所排斥、反对的通俗小说。以新文学中的商人角色之构造为例，“以言生活，则仅奢靡荒淫，嗜利悖义而无知，其生活内幕因未尝揭开；以言性格，则仅阴险冷酷贪伪圆滑，其复杂内容因未尝掘出；驯至无复人间性情，仅乃概念化身。至于若干正派而未分之商人，[38]所受之委屈困苦，则殆未尝计及。”[39]若将此现象与周瘦鹃、张恨水、秦瘦鸥等人通俗小说比较，反能见出后者之长。至于其他种种新文学、严肃文学不及处，则又何须言之？

从左至右依次为：周瘦鹃、张恨水、秦瘦鸥

有评论还对此间报章杂志的杂文创作过于讲求趣味的问题，提出了极为严厉的批评。但这一批评不仅适用于杂文、随笔，也同样针对小说领域：“其中‘雅’的便吟风弄月，‘俗’的便卖卖噱头讲讲趣味，而两者之同为无关痛痒不出乱子之一。”[40]然而，“正视现实”、“表显现实”的作品，“难免要分尝一些麻烦”，甚且只有满坑满谷之人民、战斗口号，又如何使人信服其旨趣之严肃、纯正？况复文学仅有旨趣、意识形态，而无“有意味的形式”、坚实之内容，可乎？既然二者各有多长，各有所长，又何妨谦卑自牧、摈弃门户之见，共同促进文学与文化生产？

朱熹《鹅湖寺和陆子寿》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欲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婆心苦口，此之谓欤？！

2017.10.18初稿

2018.4.15改讫

2018.11.29略订

原刊于《当代文坛》2018年第6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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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初稿发表于“图像、叙事、传播、翻译：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复旦大学，2017年11月13-14日），召集人李楠教授及评论人倪伟、陈建华二先生的评议，皆使我受益匪浅，谨此致谢。

[2] 王贺：《超越纪念史学与现代中国鲁迅纪念的多重面向——以西北诸地鲁迅纪念实践（1936-1949）为例》，《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1期。

[3] 张永禄：《类型学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0页。

[4] 邓集田：《晚清民国时期文学书籍出版情况表（1902—1949）》，《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平台（1902-1949）：晚清民国时期文学出版情况统计与分析》，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21页。此处亦参考了甘振虎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小说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俞元桂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散文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

[5] 高远：《名士内外——西北联大教授许兴凯的学术及精神世界》，《丝绸之路》2015年第1期。

[6] 李巧宁：《名士遗风：许兴凯在西北联大》，刘仲奎主编：《第三届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会议论文集》，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62-65页。按：高、李二文叙许生平行状，皆有不同程度的疏误，以下不拟一一指出。

[7] 此间报端另有一消息称“老太婆系原驰名华北文坛之报屁股作家许啸天……”，其说误将许兴凯与许啸天混淆了。按：许啸天原系“春柳社”成员，后专心标点翻译古代典籍，著有《清宫十三朝演义》、《民国春秋演义》、《上海风月》等通俗小说，但1946年转赴上海，任职诚明文学院，旋遭车祸而亡。许兴凯之生平本文已有述及，其1949年后亦长居西北，未曾返回北京。

[8] “天周地支”一语不词，疑有讹误，录以待考。

[9] 此处一字漫涣不清，录以待考。另，“勿”系“忽”字之误植，原文作此，本稿疏于指出，幸承解志熙教授指正，谨致谢忱。

[10] 有资料记载，老太婆此时还著有《草莽英雄》，迄未查见。参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甘肃历代文学概览》编写组编：《甘肃历代文学概览》，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56页。

[11] 王贺：《〈黄河〉的创刊与西北地区的现代文学生态》，钱理群总主编、陈子善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37-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9-183页。

[12] 不题撰人：《老太婆新作长篇小说〈双艳记〉即将刊载预告》，《甘肃民国日报》1948年3月31日。

[13] 梅琳：《老太婆——文坛人物小记》，《甘肃民国日报》1947年9月18日；不题撰人：《盛成去老太婆来》，《甘肃民国日报》1947年10月25日。

[14] 朱周斌：《张恨水作品中的乡村与城市》，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年，第90-129页。

[15] 王贺：《从兰州到上海：陈敬容的行旅与都市书写》，《汉语言文学研究》第1卷第4期；《“文学史”的代价：论1943年曹禺西北之行及其写作》，《南大戏剧论丛》第12卷第1册。拙作指出，曾在西北旅居数年的陈敬容，在诗作中塑造了“沉默之城”兰州的形象；而曹禺未能写出《李白与杜甫》，也将其归咎于西北“破败”、荒凉。是耶？否耶？此二文亦有较详细之历史研究与文本分析，可供读者参考。

[16] 原文作“聂流”，是否即在该副刊发表散文诗《夜雨》的作者“奔流”之误？待考。

[17] 不题撰人：《本报副刊新序列》，《甘肃民国日报》1947年8月1日。

[18] 编者：《编者小启》，《甘肃民国日报》1947年8月23日。

[19]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甘肃历代文学概览》编写组编：《甘肃历代文学概览》，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57页。

[20] 此处及下文“红楼梦”等专书，皆无书名号，酌补之。

[21] 原文作“生平”，按上下文，有倒错，应为“平生”。

[22] 此处一字漫涣不清，录以待考。

[23] 此处“到”应为“倒”字之误植，或系手民之误，或系笔误。

[24] 金刚：《骂木石斋主（有序）》，《西北日报》1947年4月16日。

[25] 如下文所述，金刚的批评与木石斋主的反批评在《西北日报·陇谈》同期刊出，但为何由该副刊刊出之诗，须经由另一家报纸副刊《和平日报兰州版·艺风》编者中转，令人匪夷所思。是否此时《西北日报·陇谈》与《和平日报兰州版·艺风》均同一人？据《西北日报》副刊革新广告，至少自1947年3月初起，该报“第一种副刊“《陇谈》由“若水编辑”；另据夏羊回忆，1947年上半年之《和平日报兰州版·艺风》为郭廓，显非一人。那么，是否金刚之批评诗原系投书《和平日报兰州版·艺风》者，然以该刊编者与木石斋主相熟，故在发表前先转请其阅处，嗣后经木石斋主同意并作反批评，方将金刚之批评与木石斋主之反批评，一并交由连载木石斋主《宝黛游陇记》之副刊《陇谈》登出？又或，金刚本无意公开发表其诗，而只是请《和平日报兰州版·艺风》编者转交木石斋主，将此与回应一并发表，全是木石斋主主意？诸如此类，限于资料，遽不可考。

[26] 按上下文，此处“禹”字，疑为“万”之误植，或以“禹”、“萬（万）”形近致误。

[27] 此处一字漫涣不清，疑似“语”字，录以待考。

[28] 按上下文，此处当脱一“山”字，黄山谷，即黄庭坚，详见下注。

[29] 此处“夫”字系“夹”之误植，或系形近致误。宋人邓椿《画继》卷二述黄山谷称许谢永年之绘事：“又山谷跋其画夹云：‘调麝煤作花果殊难工，永年遂臻此，殊不易。然作朽蠹太多，是其小疵。’又云：‘永年作狗，意态甚逼。遣翰林工，讫其草石，不敢画虎，忧狗之似，故直作狗，人难我易。’”木石斋主之引文中，“故直作狗”作“径直作狗。”

[30] 木石斋主：《答金刚君》，《西北日报》1947年4月16日。

[31] 黄苗子：《〈鬼趣图〉及其题跋》，《艺林一枝：古美术文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51页。

[32] 龚鹏程：《鬼趣图之外——小论罗两峰》，《诗书画》2014年第3期。

[33] 啸秋：《和木石斋主原韵并柬金刚君》，《西北日报》1947年4月18日。另，原诗有句无逗，今酌补其标点符号。

[34] 此处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曾国藩（号涤生）《圣哲画像记》谓：“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

[35] 此处引文有误，“蒙叟”应为“庄叟”。罗隐《经故友所居》云：“清论不知庄叟达，死交空叹赵岐忙。”

[36] 书童：《木石斋主轶闻》，《西北日报》1947年3月30日。

[37] 杨弘任：《何谓“在地性”？从地方知识与在地范畴出发》，《思与言》（台北）第49卷第4期，2011年12月。

[38] 此处“未分之商人”一语不知所云，或有讹误，录以待考。

[39] 《文艺作品何以槟[摈]斥商人》，《西北经济日报》1948年2月29日。按，此文署名因印刷字体漫涣不清，难以辨识。

[40] 张帆：《杂文的趣味化倾向》，《甘肃民国日报》1947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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